這三個類型分別是：祝福、笑話、陳述。

除了政府投入資源，將原本長年發展的社區營造政策升級以外，地方也須與鄉鎮公所合作自主提案，地方需要拉起自主團結經濟的動能，發現在地需求與還能發展的項目，將創生思維融入地方產業，讓這股能量得以延續，成為地方的永續事業。蘇達貞，是海洋大學輪機系畢業，夏威夷州立大學海洋工程學博士，在夏威夷求學期間，與海結下不解之緣，回台卻發現台灣完全不同，台灣人成了「恐海族」。

與資策會合作，使用神農一指收APP，讓產銷過程透明化、產銷履歷數位化。2. 花蓮縣壽豐鄉：蘇帆海洋基金會（2010～） 一位從海洋大學退休的拖鞋教授，帶著大海的夢想來到花蓮的小漁村鹽寮定居，籌組蘇帆海洋基金會，發起獨木舟環島、不老水手、黑暗水手、夢想海洋、尋找海上桃花源等海洋教育活動，讓更多人認識海洋、親近海洋、喜愛海洋。文：黃郁齡 行政院訂立2019年為「地方創生元年」，地方創生是為國家解決都市人口過度集中，城鄉發展不均下，如何在鄉間找到產業契機，讓鄉間人口能夠有更好的發展環境與機會。1. 花蓮富里鄉：天賜糧源富里製作農村實驗基地（2010～） 在花東縱谷群山繚繞、稻浪飛冀的大草原前，座落於這片美景中的天賜糧源富里製作農村實驗基地，過去為雜草重生的私人糖廠，是自2015年起轉換為「穀稻秋聲」——山谷音樂節的場地，每年都吸引許多旅客造訪，成為南富里地區的新亮點。家中的叔叔伯伯也因為家中的組織產銷班剛成立，需要人可以協助，他覺得當時的自己真的很掙扎，如果要回到家鄉工作，為什麼要念這麼多書。

透過與科技部合作，將廢棄的稻殼經過炭化成為改善土質的有機肥料，副產物稻醋液再結合當地植物，組合成天然複方生物製劑，還能拿來防治病蟲害。在2019年國發會大力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前，其實花蓮縣就有不少在地組織投入在地耕耘多年，本文將介紹其中四個單位，看產業六級化與團結經濟的地方創生成功經驗，如何促成地方、鄉間的產業發展而佛教界中也有一種呼聲，希望受害者私下解決，以「顧全大局」。

在倖存者階段，他們開始會與身邊親近的朋友透露遭到性侵的事實，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找回能動性與自主性。相反的，初入藏傳佛教的出家眾往往拋棄自己既有的人際網絡、工作、家人與財產，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進入僧團修行。在性別的方面，「依男」的情形是佛教界的主流——男優於女、比丘（男性出家人）優於比丘尼。事件爆發之初，龍泉寺院方強力否認此舉報，指其為惡意構陷。

局部地劃清界線：將事件導向個案問題，也就是說，會發生這種事是涉案者修行不夠，而不是該宗教內部有什麼結構性的問題。受害背景：心理崇拜、全然信任與支持網絡斷絕 釋昭慧法師在去年八月曾針對釋學誠案發表過一篇社論，其中提到宗教機構處理性醜聞最常使用的三步驟： 集體禁言：用意是「顧全大局」，試圖將性醜聞的傷害減至最低。

心理崇拜、全然信任，與外界支持網絡的斷絕，結合原本就存在佛教僧團中的男女權力落差，存在於相對封閉的僧團之中，便讓位高權重的男性比丘得以為所欲為，受害者也難以向外界揭露。這也是佛教界#MeToo運動的基本訴求。更早先，在2017年，美國紐約也傳出藏傳佛教僧團Kagyu Thubten Chöling Monastery（直譯意思是「佛陀教育院」）的創辦人——喇嘛諾那仁波切，在過去三十年間持續性侵女眾。當遇到性侵事件時，便陷入沒有人可以傾訴與討論的窘境。

杜絕言路：拉高主事者的權威，要求信眾——尤其是女眾與比丘尼，不再對事件提出質疑或詢問。再者，僧團中的人際網絡對上師較有利。釋學誠也是中國政協常務委員，加上此案同時涉及大筆資金流向不明的問題，引發中國社會譁然。然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佛教的修行現場發生性侵事件呢？Willa Miller提供以下的見解。

喇嘛Willa Miller在連結受害的女信眾時發現，她們需要一個名稱來連結彼此，共同發聲。提供受害者發聲管道也是佛教界改革的一環。

其中一位女性喇嘛，Willa Miller，撰寫一篇專文詳細地說明受害者在性侵事件中的感受，包括自我質疑、憤怒、對他人的不信任，與羞恥感，同時也會自責沒有在修行過程中維持適當的師徒關係。文：連翊 「袋子裡裝的是法器，」喇嘛Willa Miller在一篇自述性的文章中提到，前面這句話是她年輕時在印度某個藏傳佛教僧團期間所編造的謊言。

但事實上，袋子裡裝的不是法器，而是避孕藥。「受害者」是經歷宗教性侵的早期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受害者心中開始有自我厭惡、焦慮、自責等負面情緒，這些負面情緒會逐漸演變為嚴重的無力感與羞恥感。增加上師的可咎責性，當性侵的憾事再度發生，應有明確的機制裁定其責任局部地劃清界線：將事件導向個案問題，也就是說，會發生這種事是涉案者修行不夠，而不是該宗教內部有什麼結構性的問題。釋學誠也是中國政協常務委員，加上此案同時涉及大筆資金流向不明的問題，引發中國社會譁然。更早先，在2017年，美國紐約也傳出藏傳佛教僧團Kagyu Thubten Chöling Monastery（直譯意思是「佛陀教育院」）的創辦人——喇嘛諾那仁波切，在過去三十年間持續性侵女眾。

喇嘛Willa Miller在連結受害的女信眾時發現，她們需要一個名稱來連結彼此，共同發聲。杜絕言路：拉高主事者的權威，要求信眾——尤其是女眾與比丘尼，不再對事件提出質疑或詢問。

增加上師的可咎責性，當性侵的憾事再度發生，應有明確的機制裁定其責任。我們需要系統性地揭露宗教界存在已久的權力結構。

提供受害者發聲管道也是佛教界改革的一環。真實事件改編成電影讓人意識到宗教性侵的嚴重性，然而較少人知道的是，不論在東西方的佛教界，這幾年也捲起「佛教#MeToo運動」，試圖回應佛教界存在已久的權勢性侵問題。

揭露自身遭到性侵的歷程需要極大的勇氣，在過去的事件中，為數不少的比丘尼與女信徒互相連結，互相培力，最後能夠將佛教界的權力結構曝光，供眾人檢視，展現她們面對事件的韌性與復原力。心理崇拜、全然信任，與外界支持網絡的斷絕，結合原本就存在佛教僧團中的男女權力落差，存在於相對封閉的僧團之中，便讓位高權重的男性比丘得以為所欲為，受害者也難以向外界揭露。僧伽掌握絕對宗教權力的情形則對未出家的信眾、初受足戒的出家眾不利。事件爆發之初，龍泉寺院方強力否認此舉報，指其為惡意構陷。

其中一位女性喇嘛，Willa Miller，撰寫一篇專文詳細地說明受害者在性侵事件中的感受，包括自我質疑、憤怒、對他人的不信任，與羞恥感，同時也會自責沒有在修行過程中維持適當的師徒關係。而佛教界中也有一種呼聲，希望受害者私下解決，以「顧全大局」。

昭慧法師在端傳媒的投書中，更基進地指出，「依男」、「依僧」的現狀就是整體佛教界「依師」的根源，應該予以消除。結語：改革正在發生，我們能幫上什麼忙？ 2017年開始，#MeToo運動在全球掀起滔天駭浪，佛教界的性醜聞也在這個浪潮中密集地爆發。

然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佛教的修行現場發生性侵事件呢？Willa Miller提供以下的見解。文：連翊 「袋子裡裝的是法器，」喇嘛Willa Miller在一篇自述性的文章中提到，前面這句話是她年輕時在印度某個藏傳佛教僧團期間所編造的謊言。

當遇到性侵事件時，便陷入沒有人可以傾訴與討論的窘境。這也是佛教界#MeToo運動的基本訴求。在性別的方面，「依男」的情形是佛教界的主流——男優於女、比丘（男性出家人）優於比丘尼。「受害者」是經歷宗教性侵的早期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受害者心中開始有自我厭惡、焦慮、自責等負面情緒，這些負面情緒會逐漸演變為嚴重的無力感與羞恥感。

最後一個階段是「成長者」，受害者已經能夠回望整起事件，也漸漸放下悲痛，邁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在區分三個階段的過程裡，她們能夠將自己的受害經驗放置到整體佛教界的權力結構之中來理解，消除自己的羞恥感與自我責備。

但事實上，袋子裡裝的不是法器，而是避孕藥。相反的，初入藏傳佛教的出家眾往往拋棄自己既有的人際網絡、工作、家人與財產，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進入僧團修行。

從受害者、倖存者，到成長者 喇嘛Willa Miller在連結其他受害女眾的過程中，區分了受害者的三個階段：受害者（victim）、倖存者（survivor）、成長者（thriver）。然而，這三個階段並非線性進程關係，某些受害者走到成長者階段後可能再次退回受害者的狀態，也不是所有經歷性侵的信眾都可以走出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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